中国电影杂志

中国电影杂志

半月刊,后改月刊。小8开本。1927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1929年2月1日出至第十五期后停刊,共出15期。伦德、周观、周有琳编辑,自第五期起改由郑漱芳编辑。中国电影杂志社出版发行。撰稿人有郑漱芳、陈趾青、周剑峰、陈大悲、黄嘉谟、晨光、爱华等。
    该刊为画报性质的电影出版物,装帧精美,图片丰富,资料充实,内容侧重于对国外影坛的报道,兼顾国内电影动态。其“志在以世界电影常识灌输于中国人,而同时又想把中国固有的文明藉银幕表现介绍到外国去”(芳草《对于改组说几句话》,第五期)。《中国电影杂志》开本阔大,为少见的八开本,且以重磅纸印刷,封面彩印,其装帧制版在当时均属一流。该刊包装如此豪华自有其道理,因该刊读者文化层次较高,且有不少外籍人士,全刊也因此划分为中文和英文两大部分,并主要介绍欧美影坛情况。事实上,该刊的主要广告商多为当时专映外片的一流影院,如上海的“卡尔登”、“北京”、“上海”,广州的“明珠”,香港的“新世界”等,故刊物主要介绍这些影院即将上映的影片,所述影人、影事、影片也多半围绕于此,如《好莱坞之今昔观》、《去年美国优美的影片和做工》、《德俄电影的非常作品》,以及刘别谦、格里菲士、卓别林、西席地密尔等欧美著名影人的照片、小传及他们导演的作品剧照。该刊发表的一些独家报道也颇为微妙地证实了这一背景,如《中国电影协会成立》这张照片未在他刊发现过,这个协会是由中国的制片发行人和电影院的经理们联合成立,宗旨是确保和划分片商和院商们之间的营业利益,照片中众人微笑的表情中实际暗伏着残酷的商业竞争;而《联艺影片公司远东经理亚尔伯克于大华饭店宴请上海中外电影界》这则报道,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时正是好莱坞影片在一次大战后逐渐称霸世界的关键时期,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影市场自然备受关注,米高梅、哥伦比亚、华纳兄弟等好莱坞著名大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范朋克、卓别林、格里菲士等人成立于1919年的联艺影片公司是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自然也不甘人后,这则报道正是他们登陆上海的信号。
    由于中、西文字互相参照、各占一半篇幅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中国电影杂志》从第五期起宣布改组,新任主编是曾任职于广州明珠影画院的年青女性郑漱芳,这在当时的杂志界中几乎绝无仅有。郑漱芳有过几年做电影宣传的经验,故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力求改革。她首先将刊物的西文部分砍去,因为她觉得,对中国电影“现在只宜增加肥料,努力去培植它,等到它将来由开花而结实而收获,然后施行宣传工作,劝销到外国去也未为晚”,为此,她认为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世界电影常识灌输于中国人”(芳草《对于改组说几句话》,载1927年5月1日《中国电影杂志》第5期)。当时集结在郑漱芳周围的有一大批青年,如黄嘉谟、高建华、聂光地、梁得所、黄天始、晨光、文宪等,他们热爱电影,精通外语,看过大量中、外原著和影片,对电影有很多独特看法,因此很快成为《中国电影杂志》改组后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撰写的《摄制〈西厢记〉的管见》、《谈谈摄制古装片——看完了〈三国志〉影片有感而作》、《托尔斯泰的生平及著〈复活〉的经过》、《〈红字〉——作者、小说及电影》、《国产影片平议》等文,在当时可谓有内容、有见解,颇具功力;他们编译的《留声影片的反响》、《有声电影的好莱坞》、《影片奇景摄制法》、《日新月异的美国影片》、《1928年至1929年世界影片出产额之预算》等文,及时介绍了世界影坛的最新发展趋势,可谓对“灌输世界电影常识”的最好实践。《中国电影杂志》广开言路,刊布的内容非常广泛,很多文章不但没有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且颇多新奇之处,显示了敢言人之所未言的年轻朝气。如文献的《影片译名的研究》,就是这方面有创新意识的一篇论文。作者回顾以前,影院商总爱寻找一些英雄美人、鸳鸯蝴蝶、芳草幽兰及风流浪漫等一类名词,生擒活捉来弄做影片的译名,结果,你也吟风弄月,我也拈花惹草,直至今日,这股流风余脉仍顽强地存活在各大报刊的电影广告栏中,作者将此视之为“一件可惊可异的事情”!他介绍了中外译名的几种通行方法,并提出建议:“我现在把‘影片译名’来做一个提案,请读者诸君加入讨论,本各个的经验和心得,来研究这一个问题。”周剑峰《关于说明书的讨论》一文,思路也相当敏锐。电影说明书虽属小道,但因其通俗廉价、方便易用,故很受观众的喜爱,发行量也很大,影响不可小觑。文章探讨了说明书应如何编制,以及影院商和制片方应怎样有效地利用说明书这一工具去宣传影片等等问题。
    《中国电影杂志》因理论色彩较浓,缺乏娱乐性,发行量长期徘徊在5千册左右。进入1929年,中国影坛开始陷入低潮,标榜高调的《中国电影杂志》也步履维艰。郑漱芳在第15期《最后一页》中写道:“我虽不知这骄儿的寿命能够延长到几时,但与其做时代落伍者泯泯没没的生,不如就做一个牺牲者轰轰烈烈的死!”郑漱芳的预感是准确的,这一期就成为了《中国电影杂志》的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