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月报

明星月报

月刊。16开本。1933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1月1日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后停刊,共出12期。明星影片公司出版部编辑,编者陆小洛等。华威贸易公司发行。撰稿人有黄子布(夏衍)、席耐芳(郑伯奇)、张凤吾(阿英)、郑正秋、舒湮、王尘无、张石川、沈西苓、王乾白、程步高、姚苏凤、柯灵、司徒慧敏、陈凝秋、唐纳等。
    1932年,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他和阿英、郑伯奇根据指示化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此后,“明星”的创作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明星月报》即反映了“明星”这一时期在出品和风格走向上的全新面貌,是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电影刊物之一。该刊集合了一批当时的著名影人和影评人,其编者宣称:“本刊的诞生,是打算来替‘电影文化’尽一部分呐喊的力量。但我们的呐喊,不是‘虚伪的宣传’,是‘真实的报告’;不是‘空泛的理论’,是‘深切的例证’;不是‘无聊的消闲读物’,是‘大众所需要的银色的安慰’。”(《创刊旨趣》,第一卷第一期)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论坛之一,该刊第一期即以凤吾(阿英)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席耐芳(郑伯奇)的《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尘无的《中国电影之路》为《明星月报》开宗明义。这三篇文章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经集体讨论后分头执笔写成的,详尽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成为后世研究左翼电影运动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同一期上,中国电影的元老级人物,明星公司导演郑正秋、张石川也分别执笔写下在新形势下对电影走向的认识,表明了“前进”决心:郑正秋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明确地意识到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创作原则;张石川的《传声筒里》一文中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并立志从《脂粉市场》里走上自己新的“前程”。
    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刊物,该刊以相当的篇幅刊登“明星”出品影片的剧照、本事、演职员表、电影小说和插曲歌谱,介绍了《脂粉市场》、《春水情波》、《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压迫》、《前程》、《现代一女性》、《健美之路》、《满江红》、《残春》、《二对一》、《铁板红泪录》、《盐潮》、《泰山鸿毛》、《姊妹的悲剧》、《展览会》、《同仇》、《女儿经》、《到西北去》、《白山黑水美人心》、《妇道》、《重婚》、《空谷兰》、《夜来香》、《落花时节》等片,并收入《春蚕》、《时代的儿女》、《青春线》、《人伦》等“明星”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影片剧本。此外,还发表“明星”的片场速递,“各组外景摄影队纪载”一栏则专载明星公司的特派记者随同公司外景队赴异地(曲埠、桐庐、苏州等地)拍片时发回的通讯稿,报道了各队人马的行程经过和拍片趣闻。
    集合明星公司人力上的优势,刊物所载的编导感言和演员的心得创作亦可谓十分丰富:前者如沈西苓的《制作〈女性的呐喊〉后感》、程步高的《我们的战场》、姚苏凤的《投入银色的海里——无聊的自传》、王乾白的《赣行纪实》、李萍倩的《摄制〈丰年〉的动机及开始》和《怎样启发新人才》;后者有王莹的《反光板下的一周间》、《无题之诗》,龚稼农的《杂感一束》、《青岛通信》,孙敏的《过去·现在·将来》,萧英的《讨便宜与化装》,艾霞的《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我的恋爱观——编〈现代一女性〉后感》、《给关心电影的姑娘》,高倩苹的《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我的自述》、《我在银幕上的哭与笑》,梅熹的《我希望做一个银海里的工人》、《从〈丰年〉引起的感想》、《银海中的被遗忘者》,胡蝶的《苏州之行》,胡萍的《电影任务的我见》,徐来的《津浦线上一周日记》、徐莘园的《进酒放歌(仿白体)》等。
    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宣传刊物对本公司出品的一味溢美,该刊本着对中国电影界发展前景所负的责任,发表了不少电影理论、评论、技术和史料类文字。如《关于影评问题》、《电影演员的修养问题》、《电影批评上的二元论倾向问题》《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论电影宣传》、《中国电影的新使命》、《中国电影的检讨——从表面的转变说到今后的趋势》、《从游戏场的衰落说到电影业的发展》、《应用卡通为活动教材之刍议》、《无声电影上的第一》等。该刊之刊行,正值有声电影在中国兴起并成为影业发展之必由方向的年代,因此对有声电影的研讨也成为刊物不可或缺的部分,陆续发表和译介了《有声电影上的音响整理法》、《有声电影的研究与发展史迹》、《有声电影的发明及进展》、《有声电影在将来》、《睹影闻声与有声电影》、《有声电影的剧本》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介绍了有声电影的相关知识。此外,该刊还译介了一些国外的电影理论和现状,并尤为注重借鉴苏联的电影经验,发表有《时间的“特写”》、《影场进化史的一页——机械化的摄影场》、《苏联电影之创作的诸问题》、《电影与资本主义》、《卡通片的绘制》、《世界各国电影界最近之趋势》等文,以及夏衍以丁谦平的笔名翻译的苏联有声影片《生路》的剧本。描写苏联青年改造的《生路》一片在上海上映时曾以其迥异于好莱坞电影的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和力度受到左翼电影评论家一致的肯定和推广,该剧本也成为我国翻译的第一个苏联电影剧本。刊物所设的“电影在各埠”一栏记载了南京、苏州、绍兴、常熟、湖州、平湖、广州、济南、开封、梅县等地,乃至新加坡、南洋、暹罗京城等海外地区的影业状况,保留了一份颇为珍贵的史料。该刊还收集了一些调查统计类资料,使全刊的内容更显丰富和充实。如《明星公司出品一览表》、《明星影片公司近况略述》、《全国电影事业概况》、《各国制片公司总调查》、《各国电影杂志略述——各国电影杂志一览表及制片公司总调查》、《各国电影杂志一览表》等,其中《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度在沪开映的英美影片概观》一文给出了一些相关的详细数据,颇具参考价值。
    

月刊。16开本。1933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1月1日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后停刊,共出12期。明星影片公司出版部编辑,编者陆小洛等。华威贸易公司发行。撰稿人有黄子布(夏衍)、席耐芳(郑伯奇)、张凤吾(阿英)、郑正秋、舒湮、王尘无、张石川、沈西苓、王乾白、程步高、姚苏凤、柯灵、司徒慧敏、陈凝秋、唐纳等。
    1932年,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他和阿英、郑伯奇根据指示化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此后,“明星”的创作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明星月报》即反映了“明星”这一时期在出品和风格走向上的全新面貌,是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电影刊物之一。该刊集合了一批当时的著名影人和影评人,其编者宣称:“本刊的诞生,是打算来替‘电影文化’尽一部分呐喊的力量。但我们的呐喊,不是‘虚伪的宣传’,是‘真实的报告’;不是‘空泛的理论’,是‘深切的例证’;不是‘无聊的消闲读物’,是‘大众所需要的银色的安慰’。”(《创刊旨趣》,第一卷第一期)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论坛之一,该刊第一期即以凤吾(阿英)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席耐芳(郑伯奇)的《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尘无的《中国电影之路》为《明星月报》开宗明义。这三篇文章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经集体讨论后分头执笔写成的,详尽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成为后世研究左翼电影运动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同一期上,中国电影的元老级人物,明星公司导演郑正秋、张石川也分别执笔写下在新形势下对电影走向的认识,表明了“前进”决心:郑正秋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明确地意识到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创作原则;张石川的《传声筒里》一文中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并立志从《脂粉市场》里走上自己新的“前程”。
    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刊物,该刊以相当的篇幅刊登“明星”出品影片的剧照、本事、演职员表、电影小说和插曲歌谱,介绍了《脂粉市场》、《春水情波》、《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压迫》、《前程》、《现代一女性》、《健美之路》、《满江红》、《残春》、《二对一》、《铁板红泪录》、《盐潮》、《泰山鸿毛》、《姊妹的悲剧》、《展览会》、《同仇》、《女儿经》、《到西北去》、《白山黑水美人心》、《妇道》、《重婚》、《空谷兰》、《夜来香》、《落花时节》等片,并收入《春蚕》、《时代的儿女》、《青春线》、《人伦》等“明星”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影片剧本。此外,还发表“明星”的片场速递,“各组外景摄影队纪载”一栏则专载明星公司的特派记者随同公司外景队赴异地(曲埠、桐庐、苏州等地)拍片时发回的通讯稿,报道了各队人马的行程经过和拍片趣闻。
    集合明星公司人力上的优势,刊物所载的编导感言和演员的心得创作亦可谓十分丰富:前者如沈西苓的《制作〈女性的呐喊〉后感》、程步高的《我们的战场》、姚苏凤的《投入银色的海里——无聊的自传》、王乾白的《赣行纪实》、李萍倩的《摄制〈丰年〉的动机及开始》和《怎样启发新人才》;后者有王莹的《反光板下的一周间》、《无题之诗》,龚稼农的《杂感一束》、《青岛通信》,孙敏的《过去·现在·将来》,萧英的《讨便宜与化装》,艾霞的《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我的恋爱观——编〈现代一女性〉后感》、《给关心电影的姑娘》,高倩苹的《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我的自述》、《我在银幕上的哭与笑》,梅熹的《我希望做一个银海里的工人》、《从〈丰年〉引起的感想》、《银海中的被遗忘者》,胡蝶的《苏州之行》,胡萍的《电影任务的我见》,徐来的《津浦线上一周日记》、徐莘园的《进酒放歌(仿白体)》等。
    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宣传刊物对本公司出品的一味溢美,该刊本着对中国电影界发展前景所负的责任,发表了不少电影理论、评论、技术和史料类文字。如《关于影评问题》、《电影演员的修养问题》、《电影批评上的二元论倾向问题》《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论电影宣传》、《中国电影的新使命》、《中国电影的检讨——从表面的转变说到今后的趋势》、《从游戏场的衰落说到电影业的发展》、《应用卡通为活动教材之刍议》、《无声电影上的第一》等。该刊之刊行,正值有声电影在中国兴起并成为影业发展之必由方向的年代,因此对有声电影的研讨也成为刊物不可或缺的部分,陆续发表和译介了《有声电影上的音响整理法》、《有声电影的研究与发展史迹》、《有声电影的发明及进展》、《有声电影在将来》、《睹影闻声与有声电影》、《有声电影的剧本》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介绍了有声电影的相关知识。此外,该刊还译介了一些国外的电影理论和现状,并尤为注重借鉴苏联的电影经验,发表有《时间的“特写”》、《影场进化史的一页——机械化的摄影场》、《苏联电影之创作的诸问题》、《电影与资本主义》、《卡通片的绘制》、《世界各国电影界最近之趋势》等文,以及夏衍以丁谦平的笔名翻译的苏联有声影片《生路》的剧本。描写苏联青年改造的《生路》一片在上海上映时曾以其迥异于好莱坞电影的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和力度受到左翼电影评论家一致的肯定和推广,该剧本也成为我国翻译的第一个苏联电影剧本。刊物所设的“电影在各埠”一栏记载了南京、苏州、绍兴、常熟、湖州、平湖、广州、济南、开封、梅县等地,乃至新加坡、南洋、暹罗京城等海外地区的影业状况,保留了一份颇为珍贵的史料。该刊还收集了一些调查统计类资料,使全刊的内容更显丰富和充实。如《明星公司出品一览表》、《明星影片公司近况略述》、《全国电影事业概况》、《各国制片公司总调查》、《各国电影杂志略述——各国电影杂志一览表及制片公司总调查》、《各国电影杂志一览表》等,其中《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度在沪开映的英美影片概观》一文给出了一些相关的详细数据,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