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书局在上海创建

标题:大东书局在上海创建
时间:1916年
大东书局成立于1916年,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骏声等4人合资3万元,在上海福州路昼锦里口租了一间单开铺面作为门市部,并延聘编辑从事图书的编纂出版。大东书局的发展较为顺利,年营业额逐年上升。1921年为10余万元,1924年26万元,1925年36万元。1927年虽受罢工风潮的影响,经营状况仍有所进展,营业额突破50万元大关。1928年沈骏声任总经理,营业额增至63万元,1929年66万元,1930年79万元。1931年正值其创办15周年之际,又兼位于福州路山东路口的新屋落成,大东书局便在媒体上大肆宣传,邀约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蔡元培、蒋梦麟等20余位政要和文化名人题字留言。这时的大东书局,设有总厂、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和货栈五大机构,这样一种集编、印、发一体。此时,大东书局已有职员达150余人,工人300余人,其规模位居全国第4位。编译方面,当时大东的编译所下设教科、法制、国学、字典、英文、丛书、艺术、儿童等8个部,辖管《现代学生》《学生文艺丛刊》《科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新家庭》《戏剧》《现代女学生》等7大杂志社,以及东方舆地学社、法律函授学社等两个附设机构。印刷方面,大东从1919年开始筹建印刷厂,以后厂屋多次迁移扩充,机器设备逐步完备。1931年合并上海别美彩色照相制版公司、龙飞印刷公司,是能铅印、胶印、照相制版、凹版印刷、彩色印刷、石印、珂罗版的全能厂,有大小印刷机30余台,每月用纸量达3000余令。印刷所分工很细,有关事务方面的设有营业、管理、材料、校对等4个科;有关工务方面的设有铸字、排版、铅印、照相制版、雕刻版、电镀版、凹版印刷、凹凸版整理、彩色画石、彩色制版、胶版、石印、珂罗版、木工、装订等15个部。除印刷本版书刊外,还对外承印邮票、印花税票、有价证券、各类纸币等业务。发行方面,大东书局从当初福州路昼锦里口的一间单开铺面,到1930年代初福州路望平街转角99号的总店,中间也是几经搬迁,数次扩充。总店由店长和副店长主持店务,其下设账房、门市、批发、邮售、承印、订书、进货、寄售、文书、存货等10个科,员工40余人,并设有文具部,销售文具、照相器材、无线电用品等诸多商品。分局方面,大东早在1922年,就在广州、汉口两地设立分局。至1931年,大东的发行网络已包括南京、辽宁、北平、天津、开封、广州、杭州、长沙、重庆、汉口、南昌、哈尔滨、成都、梧州、徐州、汕头等16个分局或特约分局。此外,非分局性质而订特约者,山东有济南东方书社,浙江有嘉兴嘉华书局,安徽有安庆大德堂,云南有东南书局等,同行往来,多达2000余家,销货机构,遍布28个省,远至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国均有经售处所。大东书局出书既多,范围亦广。据统计,大东书局自创立到1930年,共出版图书1245种。其广告书目所开列的类别名称涉及到党义、哲学、文学、文字学、目录学、音韵、诗词、读本、文选、文法、文范、学生成绩、国学名著、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法令汇编、史地、地图、游览、自然科学、图画、音乐手工、摄影、医学、戏剧、跳舞、军事、劳工、儿童读物、民众读物、字典词典、应用文、尺牍、实业、碑帖、笔记等多个领域,其中以丛书有《社会科学提要丛书》《社会科学基础丛书》《社会科学丛书》《市政丛书》《地方行政实务丛书》《党治训育丛书》《党化小丛书》《世界经济丛书》《世界政治经济丛书》《银行学会丛书》《现代文化丛书》《国民教育辅导丛书》《青年指导丛书》《青年模范丛书》《儿童教育丛书》《童子军丛书》《法学丛书》《现行基本法典丛刊》《现行法典丛刊》《百科常识问题丛书》《边疆丛书》《中国劳动政策丛书》《国学门径丛书》《新文学丛书》《中央国学馆丛书》等。期刊的编印发行,早期有《游戏世界》《半月》《星期》《紫罗兰》《紫兰花片》等,1930年代初则有《现代学生》《学生文艺丛刊》《科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新家庭》《现代女学生》等。大东书局后来将杂志上的作品结集成书,分门别类以侦探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武侠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理想小说、短篇名作汇编等名目号召读者,以广招徕。这些鸳鸯蝴蝶派书刊的出版,构成大东早期出版物的一大特色。大东出版的儿童读物也极有特色如《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儿童谜语》《新剧本》《新博物》《新手工》之类,大东书局还常常登报征集学生文艺作品,请专家评点,并以“评点小学(中学)国文成绩精华”之名结集出版。另外,由于东方舆地学社和法律函授学社的关系,大东书局出版的地图地理和法律法规方面的书,也独具优势。东方舆地学社编著的《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每年重版10余次,行销达10万册以上,出版的《袖珍中国地图》《中华大地图》以及南京、杭州、上海各分区图等,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法律书刊中著名者有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法学杂志》《法令周报》《司法判例》等。20世纪30年代初,大东书局开始涉及教科书出版领域,先行编写的是一套初中教材,1931年开始出版高中教材,1932年又出版一套《新生活小学教科书》,到1933年8月学生暑期开学前,大东在报上公开宣称“小学中学大学各科用书全部出齐”。大东书局在抗战时期成为国定本教科书七联处组织成员之一,享有8%的分配比例。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沈骏声等人逐步将印刷设备、器材和物资分别运往江西、香港等地,因损失较小,成为抗战大后方“人无我有”的优势。大东的赣州分厂、重庆分厂在印制钞票和证券业务方面大有发展,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1943年沈骏声积劳成疾在重庆去世,经协理周熙和奔走联系,陶百川和杜月笙最后接办了大东,陶与杜社会关系资源丰富,抗战后期及抗战胜利复员回上海后,大东的业务居然有比较迅猛的发展。光是上海一地,职工人数已超出千人,发行网点不断扩大,承印邮票、钞票的新合同不断订立,继续参加“十一联”组织,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独家出版发行《司法判例》《司法院解释要旨分类汇编》等法律书刊,大量出版科技书和儿童读物。印刷厂印钞和印票证所获得的高额利润,支撑着战后几年大东的经济运转。1949年5月上海解放,翌年大东书局奉命停印人民币,大部分人员被裁,1955年初大东书局并入科技出版社,从此,大东书局之名不复在出版界存在。